新民主主義革命先后經歷了大革命、土地革命、全民抗戰、解放戰爭4個發展階段，從1921年黨的創建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這28年艱苦進程里，我黨始終堅持來自人民、根植人民、服務人民，治稅思想、稅收制度和稅務實踐不斷與時俱進、發展成熟。
（一）從中國共產黨建黨到中央蘇區革命根據地建立
從1922年黨的二大提出最早的稅收主張，到井岡山時期的初試，再到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確定推行，稅收作為中國革命財政重要保證的地位被確立。正是因為有了中央蘇區的稅收工作，黨和紅軍才有了相對穩定的財力保證，能夠在炮火中繼續前行。
1922年7月16日，中共第二次代表大會在上海南成都路輔德里625號一處民居內召開。會議通過：“廢除丁漕重稅，廢除厘金及一切額外稅則。規定限制田租率的法律，規定累進率所得稅?！边@些內容也成為中國共產黨最早的稅收主張。
1928年4月，毛澤東和朱德在羅霄山脈中段的井岡山勝利會師，建立了中國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，同時開始了中國共產黨人制定、實施經濟稅收政策的探索。
1928年12月，毛澤東在井岡山主持制定了《井岡山土地法》，提出取消一切政府軍閥地方的捐稅，實行統一的累進稅。其中，土地稅的稅率，依照情形分為15%、10%、5%三等，以15%為主體，遇特別情形，經高一級蘇維埃政府批準，可以分別適用10%、5%兩檔稅率。
1931年11月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誕生，中央蘇區設有軍事、財政、土地、司法等9個部，財政是當時蘇維埃最大的一個部，負責組織和領導根據地的財政稅收。
1931年11月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通過了《關于頒布暫行稅則的決議》，廢除國民黨軍閥的一切田賦丁糧、苛捐雜稅，明確農業稅、商業稅、工業稅三大征收稅種，在中國稅收史上具有重大意義。
1931年11月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通過了《關于頒布暫行稅則的決議》，廢除國民黨軍閥的一切田賦丁糧、苛捐雜稅，明確農業稅、商業稅、工業稅三大征收稅種，在中國稅收史上具有重大意義。
（二）從陜北革命根據地建立到抗戰爆發之前
土地革命時期，各根據地的稅制和征管逐步走向法治、規范和統一，各地稅務機構探索了多種行之有效的征管措施，在艱苦環境下為革命戰爭的勝利提供了強有力的經濟保障，被譽為共和國稅收的“預演”。
1935年12月，中共中央召開瓦窯堡會議，會議通過了《中共中央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議》，明確提出盡可能降低租稅條件，歡迎民族資本家來根據地投資，這份決議為陜甘寧根據地征稅做好了準備。
1937年，陜甘寧邊區制定鹽稅條例。此條例是陜甘寧邊區稅收史上有文字記載的第一個征稅依據。
鹽稅，被稱為“中央第一財政”，是陜甘寧邊區經濟命脈。在毛澤東親自指導下，1936年9月，陜甘寧邊區成立了第一個稅務機構——定邊稅務局，緊接著鹽池縣稅務局也宣告成立，正式開征鹽稅。
1937年1月，邊區政府決定開征皮毛稅，一個月后開征特稅，即調節邊產或過境土特產稅。同年10月，開征煙酒稅和牲畜稅，邊區稅收火種逐漸發展壯大。
（三）抗日民主根據地的稅收
從1937年開始，中國革命出現了重大轉折——從土地革命進入抗日戰爭。中國共產黨領導各抗日民主根據地發展經濟、建立稅制、保障供給，為抗日戰爭的勝利源源不斷提供物質基礎。
1939年2月，黨中央在延安開展“大生產運動”。同年3月，邊區財政廳頒發稅收條例，將征收范圍擴大到了食鹽、皮毛、煙酒、牲畜、干草、特產、斗傭等七個方面。
1940年年初，陜甘寧邊區稅務局在延安成立，并于同年4月遷到土窯中，按照毛澤東“先予后取”的征稅原則，開始獨立行使稅收職權。
從1941年開始，陜甘寧邊區的稅務分局和縣局發展到34個，稅務所102個，稅務人員也增加到400余人，邊區的稅務隊伍快速壯大發展。
1941年，晉冀魯豫邊區稅務總局在涉縣索堡鎮成立；1948年9月晉冀魯豫邊區和晉察冀邊區聯合成立華北稅務總局；1949年11月以華北稅務總局為基礎，成立財政部稅務總局。
晉冀魯豫邊區建立的農業稅制和貿易保護稅制，對以后的稅收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，其機構和稅制，是新中國稅收的重要前延，是新民主主義稅收的雛形，是新中國治稅思想的重要淵源。
（四）從解放戰爭全面爆發到新中國成立
1946年，國民黨不顧全國人民反對，發動全面內戰。解放區實施“發展經濟，保障供給，統一領導，分散經營，軍民兼顧，公私兼營”的財經工作方針，相繼開展了卓有成效的財政動員和靈活多樣的稅收實踐。
1947年7月，中共中央工作委員會召開全國土地會議，通過了《中國土地法大綱》，徹底廢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剝削的土地制度，規定實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，農民的革命熱情被激發出來，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，為解放戰爭的勝利奠定了物質基礎。
